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提出的第三个价值取向，是公正。

　　公正，就是公平与正义。公正，既要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去树立，构建社会的准则；也要从历史和文化方面去梳理，实现人心的教化。以国学的视角谈公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探讨。

   （一）社会公正

　　社会层面的公正，在国学里很早就开始论述了，历朝历代的思想者，全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

　　何为公？“公”是与“私”相对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的《礼记》里，就有过这样的理想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施行的意思是说，当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得以施行的时候，就是天下为人们所公有的时候，这样就是大同社会。而“公有”的对立面是“私有”，如果社会制度仅是为维护统治者私人而设置的，那么就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所以宋代学者朱熹说“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国家兴盛之道，在于社会制度要为广大的公众利益服务，统治阶层不能一味私心为己。因此，“公”的本质，是以芸芸大众为重心。

　　而“正”，是与偏、倚、歪、斜相对立的概念，宋代欧阳询曾说“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他所说的“一言”，其实就是针对制度发出者、也就是针对社会统治者说的。当我们的社会是以追求正义为使命、以崇尚正直为理想的时候，歪风邪气就吹不灭浩然正气。

　　公正，意味着要以理性之心、文明之心来对抗人性中生就存在的私心和偏心，公正的艰难在于，要与每个人心中的偏私本性作对，因此仅靠人性自觉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人们渴望用整体社会的公正力量来制约某些个体的偏私邪念，使公众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不因某个人的自私而使大众权益受到侵犯。正因此，社会的公正才显得如此重要。

　　而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历史上的为政者都在不断地思考着、不停地努力着。从战国开始，荀子告诫人们“公生明，偏生暗”；到晋代傅玄写下“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及至唐代房玄龄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又至宋代苏轼作文写“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乃至明代方孝孺所云“公其心，万善出”；再到清代王夫之所言“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这些历史上的王佐之才与学者大家，无一不把社会的公正看做是治国之要、兴国之道。

　　所以说，呼吁和构建一国之公正，这是历朝历代的为官者与为民者、施政者与受政者共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历史如同接力棒一样不辍探索实践着的思想传统。

    （二）人心公正

　　制度的公正，是全社会的理想，但这样的理想社会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所以才会有历史上那么长时间里的那么多政治家都在不断论述着这个问题。那么，当制度公正未能圆满如愿的时候，人们在生活中该祈求于何方的公正呢？这个时候，中国社会里的舆情就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舆论的公正、人心的公正，在补充着制度公正的缺漏。

　　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唐代名相姚崇就说“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很多人和事，在当时的法令制度中、在当时的官方制裁下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然而是民间给予了它们公正的对待。

　　比如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岳飞。由于宋高宗政权希望能与金国进行罢兵和议，便必须按照金国意愿杀掉一力主战的军事将领岳飞，因此，已经收复了部分山河的岳飞及其长子和将领全都被杀。悲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的岳飞，虽然他的精忠报国未能换来朝堂法度的公正相待，然而却博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早在为岳飞定罪之时，众多臣僚就为他力辩，声讨着以“莫须有”理由论处岳飞三人的秦桧，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众多的军民百姓，更是为岳飞悲泣鸣冤，从后世多处可见的岳王庙和大存世量的纪念诗词，都可以看出民间力量对正义的维护、对英雄的歌颂。正如岳飞在供状上留下的八字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二十年后，宋孝宗为岳飞平反，重新礼葬，后来南宋朝廷又对他多有追封，这份史称“千古奇冤”的莫须有之罪，终于在公正的呼声中得到了昭雪。

　　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实，它印证着，公正虽可能在制度层面被人为地缺位，然而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人民大众层面，依然拥有着强大的基础。正因强权可能抹杀公平，民众才特别拥护公正。

　　而在这种权力阻碍和群众诉求的反差里，对于公正的强调，民间戏曲故事里则体现得更多。比如关汉卿的元杂剧《窦娥冤》，演绎着一个年轻的民间女子窦娥，遭人陷害被判斩首的故事。叫苦无门、诉冤无处的窦娥，在临刑前，怀着满腔悲愤唱起了一段著名的《滚绣球》，她唱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这里指责的天和地，其实就代表着掌管人民生死命运的政权与司法，她怨怼的，是元政府统治下广大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命运。

　　所以，作者关汉卿借窦娥的台词，把命运的公正权寄予给未知的冥冥苍穹，戏里说，如果窦娥真的是冤枉而死，就让那一腔热血不落地、全洒在空中白练上，就让这三伏天里飞霜雪、掩盖住尸身，就让这楚州大旱三年。后来，这三桩愿果然逐一应验，显示了窦娥在司法扭曲下的冤情。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艺表现手法，然而《窦娥冤》剧目从元代开始便一直在民间广受欢迎地常演不衰，说明着大众对于公正的呼声何其强烈。在民众心中始终有一把衡量万物的尺子，这杆法尺，以广大群众为基座，以人心为秤砣，称量天下的正义与邪恶。

　　所以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人们相信：当制度不公时，还有人民的公正在体现判决；当法度不明时，还有人心的公正会昭如明镜。而傅玄进一步说“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保持人心的公正，必能等来制度的公正，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