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到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前，饶子和在全校召开了中层干部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许多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实验室主任都没有参会。“办公室同志告诉我，因为这些教师都不是副处级以上，所以未能参会。”饶子和感慨地说，“这是典型的高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教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他们却不能听到校长布置的新学期任务，这怎么行？当然，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

　　大学校长亲身感受到了行政化倾向给学校办学带来的不良影响。尊重学术权威还是看重行政力量？大学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避免行政化倾向，成为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

　　不能用行政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大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只是行政化倾向的浅显表现，它并不带来对大学办学的本质影响。”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说，“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本质影响是：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告诉记者，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沈志刚说：“学校或教师一些弄虚作假的做法，学生心里很清楚，这会导致他们在学习时的责任感大大下降，并对以后的工作缺乏认同感，无形中对学校学习风气的形成、对学生今后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

    行政化倾向是社会“官本位”心态的表现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告诉记者，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宁愿放弃一些学术成就，也愿意去行政部门当个副处长，或者到行政部门做兼职，这样就有调控资源的权力了。

　　“现在一些留校毕业生，也愿意往科长、处长的岗位上发展，不愿意搞科学研究。”饶子和直言不讳，“有的时候一个处长的位置有多位教授竞争，在大学校园里，这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不是大学或者教育主管部门不作为，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这样说。

　　沈志刚分析说：“行政化倾向不是高校特有的，而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官本位’心态在高校的表现，有了权力，就能掌控更多的资源。而高校是我国目前少有的保留着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单位，从招生到就业、从专业设置到课程建设、从教师招聘到学校领导任命，从每一项经费的下拨到每一项成果的验收，都是政府在管。”

　　“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行政体系，高校如果没有现在的管理模式，在运作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主要负责人，让你很难办事，使学校发展受阻。”李培根说，“此次《规划纲要》文本中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学校的‘去行政化’要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社会其他方面配套改革协调进行，逐步推进。”

    高校管理更应强调学术为本

　　“学校内部也有转变行政管理模式的要求。”曾经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留过学的夏之宁说，该校最高决策机关，1/3是学生，1/3是教授，1/3是行政管理和其他人员，这些人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上课的事，听学生的；学术的事，听教授的。”

　　“在我国高校，没有几所学校能做到让学生、教师广泛参与各项事务。”夏之宁说，“此外，高校行政管理太过全面，多数大学学术委员会和教授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说：“在大学里，学术的事情应该充分尊重教授的意见，应该充分尊重学术委员会的权力。”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克拉克·克尔博士曾经说，大学的学术管理是一个建立在同意而不是在命令的基础上的制度。谢维和说：“这句话点明了大学办学和管理的重要特征，它对于提醒我们避免大学的行政化非常有意义。”

　　“我们所说的‘去行政化’，不是说不要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抛弃官僚习气。”饶子和坦言，“当初国家给大学定行政级别，是希望全社会都能认识到大学的重要性和地位。”

　　回想起创建南开大学的一代教育家张伯苓时，饶子和说：“张先生什么行政级别都没有，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一直认为，校长应该成为职业化的校长，向成为教育家的目标努力。”

　　“当然，从学校内部讲，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这也是符合和适应教育培养人的使命和责任的。”饶子和意味深长地说。

                          (来源: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