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第一次在中国“亮相”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介绍西学的系列论文，其中有《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称康德为“百世之师”、“黑暗时代之救世主”。

　　“五四”运动催发了国人对西学的兴趣。1919年，宗之c在《晨报》副刊发表《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和《康德空间唯心论》。1920年，沈甫霖和南吕分别在《上海周刊》和《学灯》发表《康德的教育意见》和《哲学的改造和现代的康德哲学》。1922年，王中君和讱生分别在《今日》和《东方杂志》发表《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和《康德与爱因斯坦》。《康德传》作为第一本中译本传记，由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19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之后，中国第一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张颐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主持讲授康德和黑格尔哲学，被贺麟认为是西方古典哲学进入中国近代大学的正式开端。1924年是康德诞辰200周年，中国掀起了介绍和研究康德的第一个高潮。《学灯》、《晨报》等纷纷刊登研究和纪念文章，《学艺》和1925年的《民铎》杂志都出版了“康德专号”。范寿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康德》、《认识论浅说》，介绍康德的生平思想及其认识论中先验的综合、时间、空间、范畴及先验的自我意识之统一等问题。

　　上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文运译）等译作，还翻译了苏联、日本、英国学者的研究著作。郑昕在德国留学研究康德哲学，1930年回国后任北大哲学教授，讲授康德的三大批判30余年。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多年讲稿整理而成的《康德学述》，是中国学界康德研究的传世之作，代表了这一时期康德研究的巅峰。

　　建国后，由于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康德研究一度停顿。上世纪50年代末，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受到重视，对康德重视的程度虽然不能与黑格尔媲美，但其研究得到了些许恢复。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苏联哲学家阿斯穆斯的《康德的哲学》（蔡华五译）。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也陆续出版，还有三种讲解康德思想的译作：韦卓民翻译的《康德哲学著作选译》（华特生编选，1963）、《康德哲学讲解》（华特生著，1963）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斯密著，1964）。这三部译作对中国的康德研究影响极大，几乎成为当时的通行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西哲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文革”，居然各有一部康德的译作（《宇宙发展史概论》）和研究著作（郑文光的《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问世。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史，康德也不可避免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二元论、形而上学等标签，“物自身”概念成为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象征，“善良意志”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标志。这时的康德是被扭曲的。

　　1978年在安徽芜湖召开的“西方哲学研讨会”是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转折点。会议围绕哲学的性质、两条路线的斗争、西哲史分期、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从此，学界逐渐抛弃对康德的标签化处理，走上健康发展道路。80年代甚至出现了“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离开黑格尔而回到康德”的呼声。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对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了近乎全面的探讨，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时代的影响，而且限于外语水平而有一些失误，但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此后，康德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显学。首先，原著的翻译成果惊人，不仅旧有译本一版再版，而且重译和新译不断涌现。译者既有老一代的庞景仁、苗力田、何兆武，也有新生代学者邓晓芒、韩水法、李秋零等。台湾译者有牟宗三和李明辉。新时期的翻译大多直接从德文翻译，而且译者多从事西哲教学和研究，翻译质量明显提高。此外还翻译了一批国外研究康德的专著。

　　在研究方面，三大批判等传统主题的研究开始深化，学界经历了一段浮躁之后，放弃宏大叙事的研究方式，转入对康德原著乃至具体概念的具体探讨，将康德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康德的研究范围和主题也进一步扩展。康德的前批判时期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引起学界注意，出现了大量的论文和部分专著。随着中国康德哲学研究的深入，相关国际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康德研究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在康德登陆中国一百年之后，康德哲学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